警惕网络空间里的修昔底德陷阱 ——从“两党对华全面法案”看美对华网信战略走向

美国正在发起一份将深刻影响未来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全面战略竞争法案。当地时间4月8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高调宣布了两党共同一致的针对中国的立法提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又被称为“两党对华全面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计将在4月21日审议通过该法案，然后提交给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将成为正式的法律。事实上，此次民主党牵头的法案便是在共和党参议员此前推出的《STRATEGIC Act（战略法案）》（S.687）基础上形成的，两党法案更加体现了美国社会具有高度共识的总体战略和态度，预计法案将会顺利通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声明宣称，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政治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此论断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近年来往往被用来形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网信领域的国际竞争已经广泛涵盖了技术研发、数字贸易、内容传播、国家安全等核心领域，其中围绕新兴数字技术的竞争关乎国运，全球博弈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围绕互联网关键资源、5G、半导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展开的网信领域竞争是近年来中美博弈的主战场之一，也将是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在网络空间里，中国是典型的崛起国，而美国则是守成国，二者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甚至比其他领域更加具有先导性。如今，美国已经对中国全面采取抗衡策略，《法案》中大篇幅强调围绕数字技术展开的竞争，处处流露出当年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那种恐惧。网络空间中长期以来形成的治理阵营化正滑入崛起国和守成国的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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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对华网信战略构想

《法案》构建了全面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方案，由数字竞争、伙伴关系、价值观、经济战略、核战略安全等五部分组成，涉及从亚太战略到军事应对、从价值观到科技政策、从经济政策到国际援助、从国内机制到国际联盟的总总应对中国崛起的竞争策略指示，总共长达503条，共281页。无怪乎媒体纷纷用“大规模、全面广泛”（sweeping effort）来形容该法案，称这反映了国会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态度”（hard-line sentiment）。

《法案》对抗衡中国的崛起意图直接明了，毫不隐讳，其开宗明义地提出对华总体定性：“中国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成为美国战略性的、实力紧追（near-peer）的全球竞争对手。”其中涉及数字技术和网络空间的条款众多，但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投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未来”，从全球技术设施、通信技术以及信息内容角度提出战略部署，特别是第三节“数字技术和连通性”下的第121、122条，主要是关于数字通信技术和网络安全合作伙伴，以及第二部分第一节“战略与外交事务”下的第209条关于美国如何主导5G技术的标准制定。

针对数字技术和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法案》提出的总体目标是，“美国应领导全球，为关键技术制定和通过一套共同原则和标准，以确保这些技术不会被无论是政府或其他实体恶意滥用，使之不威胁民主治理或人权保护。”为此，美国必须领导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为关键的数字技术制定管理规范和规则，以确保这些技术在自由、安全、可互操作和稳定的数字空间内运行。美国必须调用其和盟友的经济和外交手段抗衡“技术威权主义”，并与欧盟、日本以及五眼联盟国家商讨数字贸易协定形成技术贸易联盟，同时确保数字时代的信息自由。

为实现这些目标，《法案》授权国务院成立“数字连通和网络安全合作伙伴”项目（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以在互联网接入、保护数据资产、确保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摆脱对中国ICT产品的依赖以及网络安全等领域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此外，针对内容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显得尤为激烈，《法案》提出一系列措施应对所谓的来自中国的邪恶影响（malign influence），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击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的输出和扩大。

《法案》还列出40个国际组织，要求国务院和国家情报机构需要全面摸清中国在其中的活动以及实际影响力，同时要求国务院成立高级别的跨部门的“技术合作办公室”（Technology Partnership Office）负责成立、监管、运作美国主导的技术民主联盟，其中任务之一是维护由多利益相关方治理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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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逐渐形成

不同于其他传统领域，数字技术赋予了后发国家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同时网信领域既包含科技经济竞争又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冲突往往更为激烈。因此，由于实力的快速接近以及利益和价值观冲突的直接性，网络空间中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正先于其他领域而逐渐形成。

（一）中美的网络实力差距正在减小

在互联网产业领域，美国一直是占据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但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以高速发展的速度追赶上来，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互联网大国。从网民数量、移动互联网使用人数以及移动支付用户规模来看，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见图一）从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评估结果看，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成为世界的两极，一直领先其他国家。另外从《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中可以看到，中国在新兴数字技术逐渐形成领先优势，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8“互联网女皇”报告曾指出，中美互联网产业差距缩小，全球20个市值或估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据了9家，美国有11家。从互联网各个主要垂直领域来看，中美目前基本形成了两强相对的状态。（见图二）

图一 中美互联网用户规模对比（图片来源：SCMP Research）

图二 中美互联网产业垂直领域对比（图片来源：SCMP Research）

（二）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看中美博弈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已经形成了以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核心的互联网社群体系和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框架两大治理体系，前者推崇美国主导的去政府化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后者坚持中国主张的以网络主权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但是二者长期处于冲突与矛盾之中。事实上，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版图从2012年在迪拜召开的被称之为“互联网雅尔塔会议”的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12)就出现明显的裂痕，以中美为代表的东西方阵营国家就互联网治理的基本立场矛盾激化。而此后，在2016年ICANN脱离美国政府监管之后，网络空间的大国博弈和冲突逐渐从逻辑协议层转向了往上的内容应用层和往下的基础设施层，而且这两个层级的恰恰是在主权国家的国家治理范畴，中美不断强化各自在此领域的实力优势，却无形中不断增加治理碎片化趋势。就如去年八月，以美国的“净网行动”为典型，互联网在大国地缘竞争中逐渐成为互相封锁的“分裂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网络空间中的中美冲突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预先演练。

（三）中美网络冲突矛盾集中激化

网络空间里守成国对崛起国已经逐步实施遏制打击战略。近年来，中美网信领域的市场准入、政府补贴、军民融合、数据跨境流动、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突出，特别是，美国发起对华5G技术遏制战略、半导体产业脱钩封锁策略、在美中国网络企业清除限制等，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虽然中国有庞大的互联网消费市场，但是底层技术研发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美国，不断遭受美国的“卡脖子”打击。不同于特朗普政府采取粗暴极端的方式激化中美矛盾，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将采取更为策略性的方式强化对华竞争实力，如《法案》所提出投资数字技术、经济贸易、价值观等等。

在国际制度层面上，网络空间阵营化已经成为事实。美国近年来将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倾向明显，正在拉拢盟友建立以反华为本质的技术民主国家联盟，要求美国盟友在 “净网行动”中选边站，不断推出5G甚至6G的联盟倡议。特朗普政府曾明确提出，中美之间是两种制度的竞争，拜登也提出建构以意识形态为依据的民主国家联盟。3月4日，参议院曾公布了《民主国家技术合作法案》（Democrac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Act）提案，旨在发展所谓“民主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关系，与中国开展技术竞争。此次“两党全面对华法案”中更是不断强调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制度应该击败中国进而继续领导世界。从法案文本提出的种种战略方案可以看出，两党对华战略立场高度一致，打击策略也合流为一，意图在全球范围建构“去中国化”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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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寻找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大国几乎都按现实主义行事，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下大国为追求安全而极力占有世界权力进而却导致了战争，宿命般地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多年来，米尔斯海默不改其观点，对中美之间的未来不胜悲观。但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不可避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姆·艾利森研究了过去500年中16次的大国崛起案例，其中有4个是成功逃离修昔底德陷阱。虽然今天的美国内部极度分裂，但此次凝聚美国朝野共识的“两党全面对华法案”预计将会顺利通过，美国已经出招，中国如何应对？如何超越进攻性现实主义下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

归根到底，面对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世界观问题。当前美国明显呈现出一种用自由主义的话语包装其现实主义进攻策略的逻辑，不相信和不接受中国和平崛起，如果同样回之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那么也许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将是不可避免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论中国与世界时曾说：“中国希望世界接受它本来的模样，而不是以西方社会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崛起”用其所提的“和平复兴”一词形容更为恰当，追求的是一种与世界和平相处的共存共荣。

或许我们可以从互联网本身的发展哲学中去寻找启发。从本质上讲，互联网是一种价值的连接，不同国族的世界观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在其中发生显现，但是网络空间无边无际，大到足够容纳地球上的所有文明，和而不同应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文明共鉴而不是文明冲突才应是其真正的出路。

互联网是跨越族群和国界的，其成功在于全球思维。正如中国互联网治理资深前辈高新民所指出，只有在高站位上、用全球思维才能全面理解中美网络空间竞争。解决中美网络空间冲突问题需要寻求全球力量、促成国际共识、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官方交往中，积极开展与欧盟、亚太等国家和互联网社群的深度合作，以多做贡献的态度，在全球范围推动相关工作组的建立；在民间交流中，充分发挥和培育民间力量，采用国际通行规则，推动私营企业、高校机构、民间智库等多元主体全面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形成一股内生的强大力量。在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需要有定力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以贡献和合作促进中国发展利益惠及全球，促进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来自美国的批评和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坏事，从外部视角反观自身、认识自己是自我完善的历史契机。内部问题丛生的雅典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落值得今人深思。俗话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内在的发展永远是最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在经济逆全球化加剧、技术民族主义加重、新冠疫情重创全球发展的背景下，直面自身问题，进一步开放自己、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网络治理机制，变消极防御为积极作为、稳步做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的“改革开放深圳效应”。或许这是中国应对这场被美国描述为“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挑战”的重要出路。

新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民族“和平复兴”呼唤新的外交哲学理念，在面对迎面而来的美国两党对华全面竞争战略时需要清晰而坚定的信念。网络空间既是一个交流空间也是一个价值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其最生动的描述。网络空间中的“道义”超越了利益与安全的博弈，是东西方核心价值观的交汇点，也是最有可能成为跨过修昔底德陷阱的桥梁。米尔斯海默曾在2013年与清华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有过一场精彩的对话，二者对“道义”的理解产生了分歧。米尔斯海默所认为的道义是一种要求别人遵守自己所认同道德准则，而阎学通认为中国人理解的道义应该是孔子所说的“来而不拒，不往教之”的包容而不干涉态度。在某种意义上，秉持这种包容而不干涉的道义观，是我们应对来自美国全面竞争和国际“规锁”的一把钥匙。

注释：

“规锁”（Confinement）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和冯维江提出的描述美国对华战略新特征的概念。“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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